大唐帝國,一個曾經開掛式的存在,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,傲立於世界的東方,使周圍的政權在顫抖中生存。可惜的是,一場來自內部的叛亂,使這個曾經鼎盛一時的帝國墮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。到了唐憲宗時期,由於體制之痛,藩鎮勢力已經做大,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弊端。唐憲宗也曾做出過努力,企圖擺脫藩鎮的束縛,恢復大唐的榮光,可惜,面對如此複雜的爛攤子,朝廷之力實在是捉襟見肘。不過,在這種局面下,朝廷的有些舉措還是可圈可點的,比如,對於蜀地叛亂採取的果斷平叛措施,多少還是為夕陽下的帝國添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重筆。


帝國夕陽下的刀兵,軟弱中罕見的強硬,試論唐憲宗的平蜀之役

曾經的萬邦來朝

“奉天之難”後,朝廷陷入綏靖的漩渦,威信大打折扣

“奉天之難”發生在唐德宗時期,其實說白了,就是一場軍事譁變。當初,唐德宗想徵發涇原等各道的兵士前往營救襄城,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就帶兵五千趕到了長安。軍士們都冒雨而來,又冷又餓,很多人都攜帶自己家眷來的,盼著朝廷能夠豐厚賞賜,好給家裡安頓一下生活。到了地方,什麼賞賜也沒得到。不久,軍隊開到了滻水一帶,朝廷命令京兆尹前來犒賞軍隊,誰知只能吃糠咽菜。大家都很惱怒,把桌子掀了,說道:“我們都要死在敵人手裡了,連吃都吃不飽,難道拿著這條賤命去給敵人拼嗎?”這樣一來,大家就開始起鬨,一場譁變就發生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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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變頻發

表面上看,這是因為伙食不好、賞賜不足引起的軍事譁變,深層次看,實際上是朝廷的財政危機引發的一場軍事危機。不管咋說,唐德宗因此被逼逃離長安,躲在奉天一個小縣城裡,被叛軍圍困長達六七個月,城裡的老鼠都吃光了,堂堂天子差點成了餓死鬼。無疑,這場變故對唐德宗影響是巨大的,以往,他還想銳意改革,企圖做一番事業,此後,他變得畏手畏腳,也為朝廷後來的綏靖政策埋下了伏筆。當然,這也成了朝廷的主要基調,自然對唐憲宗的政策導向也產生了重大影響。《新唐書》是這樣記載的:

及奉天之難,深自懲艾,遂行姑息之政,由是朝廷益弱,而方鎮欲強。

也就是說,朝廷被逼無奈,對藩鎮採取了姑息的政策,由此帶來的惡果也很明顯,朝廷越來越弱,藩鎮越來越強,且朝廷威信受到了極大的挫折,如此死局,若任其發展,恐怕朝廷遲早要被藩鎮吃掉。

蜀地亂局的危險性

此時的唐朝朝廷,掌控能力已經嚴重下降,若蜀地再亂,恐怕朝廷將再失臂膀。失去蜀地的危險性是不言而喻的,大約可總結為以下幾點:

第一,從經濟角度來說,蜀地為朝廷的賦稅大戶。安史之亂後,朝廷能夠直接控制的區域面積嚴重萎縮,藩鎮各自為政,具有很大的自主權,“兩稅法”的改革本來給了朝廷收回財權的一線希望,只可惜唐德宗性情急躁,將“兩稅法”破壞殆盡,最終,朝廷的財政狀況陷入到了很大的危機中。而蜀地為帝國的大後方,自秦以來,就有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,使三川之地成了名副其實的“天府之國”。關於此事,《華陽國志》有過如此描述:

水旱從人,不知饑饉,時無荒年,天下謂之天府也。

通俗點說,朝廷本來就窮,若再失去蜀地這塊肥肉,那麼,天下將無肉可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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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江堰

第二,從國內地域控制角度來說,蜀地為朝廷把控整個西南的重要基地。劍南道的設置,並非單單為了控制三川之地,還是朝廷控制整個西南的框架基礎。當時,西南地區民族構成複雜,大量西南夷其實是迫於朝廷的武力才勉強歸順,倘若蜀地陷入亂局,那麼西南夷有可能聞風而動,整個帝國西南都可能陷入動亂。

第三,從國際地緣戰略角度來說,蜀地為朝廷對抗吐蕃的前沿陣地。吐蕃是唐朝的老對手,二者已經較量多年,很多人把兩個帝國較量的焦點放在西域,事實上,在西南方向,雙方的交手次數也不少,衝突的規模也不見得就比西域小。而且,此時的吐蕃還處於擴張的頂峰狀態,常常出兵西南地區,逼迫唐朝朝廷在此地區長期保留較為龐大的軍事存在。倘若蜀地亂局一旦形成氣候,吐蕃勢必趁機入侵,到時候,西南的亂局恐怕一發不可收拾。

因此,面對這個局面,非常考驗唐憲宗的執政能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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鼎盛時期的吐蕃地緣圖

狂生劉闢,朝廷的打臉專業戶,將矛盾推向了爆點

劉闢的前任是韋皋,此人還算忠勇,在川多年,苦心經營,錘鍊出一支戰力強悍的軍隊,多次成功擊退吐蕃和南詔的進攻,使西南地區相對安定,為朝廷提供了非常堅實的大後方環境。只是,韋皋好像用人方面差一些,居然提拔重用了劉闢,給朝廷帶來了不小的麻煩。

劉闢是典型的狂傲書生,目中無人,剛愎自用,對朝廷頗為輕視。憲宗繼位後,韋皋去世,西南的大權落入劉闢之手。巧合的是,新皇帝登基,立足未穩,朝廷裡還有一大攤子事需要處理,無暇顧及劉闢的挑釁。元和元年,劉闢竟然主動要官,要求統治三川,舉朝譁然,這簡直是公然挑釁。朝廷給了劉闢一個給事中的官職,他拒絕接受,公然起兵攻陷梓州,活捉東川節度使李康,如此一來,矛盾已經被激發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,朝廷若再不出手,恐怕三川之地就要姓劉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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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軍示意圖

朝廷果斷出手,分進合擊,步步為營

在朝廷的爭論中,以宰相杜黃裳為代表的主戰派佔得上風,唐憲宗下定決心出兵平叛。主力平叛部隊由杜黃裳推薦的高崇文統領,約一萬五千人,其中七千人為朝廷的精銳部隊神策軍。同時,派出人員協調東川原先駐紮的部隊,與主力部隊配合,形成合圍,按照《資治通鑑》的說法推算,此地應還有唐朝駐軍約一萬七千人。除此之外,還有阿跌光顏率領的五千太原軍作為後援部隊,從駐地出發前往蜀地集結援助。如此算來,朝廷出動的平叛部隊約有三萬七千人。那麼,劉闢手中有多少軍隊呢?史書上語焉不詳,所幸,杜牧在《燕將傳》裡有所提及:

元和以來,劉闢守蜀棧道、劍閣,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,然甲卒三萬,數月見羈。

可見,劉闢的兵力當為三萬左右,還是比較可信的,畢竟,當年韋皋威震西南,總兵力也就是五萬人,再分出一部分到東川,那麼,劉闢手中的兵力也就是三萬出頭。這麼對比,其實雙方的實力是比較接近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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廷議出征

戰爭的第一階段:唐軍攻克梓州,與東川駐軍匯合,打造穩固的進攻前沿。高崇文還是有水平,可以說,不負眾望,一出手就擊中了要害。打仗,其實就是打後勤,沒有充足的後勤保障,飯都吃不飽,還談什麼打仗呢?蜀道難,難於上青天,歷來進攻蜀地最難的就是後勤供應,況且,朝廷軍隊是遠征,若直接與敵決戰,就是拿自己的短處與別人的長處打,畢竟,劉闢經營多年,物資充足,耗也能把你耗死。高崇文選擇了穩紮穩打,集中兵力攻克梓州,畢竟,此地有朝廷的基礎,可以以此為基地進行修整,並將原來的駐軍進行整編,待調運物資完成,再加上本地的物資儲備,然後再伺機出兵,與敵決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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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軍隊示意圖

戰爭的第二階段:高崇文圍攻鹿頭關,拔除外圍要塞,叛軍終成孤立之勢。準備充分後,高崇文率軍抵達鹿頭關,與劉闢對峙與此。鹿頭關位於漢州德陽縣北三十里,距離成都約一百五十里,地勢險峻,扼守兩川,是東川進入西川的重要軍事關口,要想進入成都,必攻此地。高崇文分析形勢後,決定自己親率大軍攻擊鹿頭關,同時,派遣嚴秦等部將率領部分部隊將鹿頭關周圍的要塞統統拔除,對鹿頭關形成合圍之勢。自六月初開始,高崇文與劉闢在鹿頭關進行了幾場惡戰,最終劉闢設置的營寨被逐步拔除,扼守鹿頭關的一萬多軍隊也被高崇文多次擊敗,同時,嚴秦等人在外圍戰場進展的頗為順利,鹿頭關已經逐漸淪為孤點,形勢對劉闢非常不利。

不久,對於劉闢來說,更加要命的事情來了,阿跌光顏率領的五千援軍也抵達了鹿頭關一帶。由於路途遙遠,耽誤了軍期,如果再不拿出點戰績,恐怕阿跌光顏都要被朝廷追究責任。為了將功贖罪,阿跌光顏也顧不了那麼多了,直接來了一招孤軍深入,直插鹿頭關以西,切斷了劉闢的糧道,直接逼迫劉闢的兩個部將投降,此時,劉闢再也堅持不住,棄關西逃,在羊田灌一帶被活捉,檻送京師。唐軍順利進入了成都,這場叛變最終被平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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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達關口

戰爭的良性結果:為元和中興拉開了序幕

這場平叛戰爭,朝廷的整體表現還是令人眼前一亮的。最終,表面上看起來實力強悍的劉闢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擊敗,這無疑給了朝廷一針強心劑,究其勝負原因,咱可從以下幾點聊聊:

第一,朝廷力量的逐步恢復,為戰爭的進行提供了強大的後援。唐德宗時期,雖然朝廷比較窮,但“兩稅法”的改革,整體上還是給朝廷帶來不小轉機的,不管咋說,雖然財政狀況依舊不容樂觀,但比安史之亂剛結束的時候卻強了不少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神策軍的表現比較搶眼,這支由朝廷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,表現出如此戰力,多少還是給其他藩鎮造成了心理壓力。

第二,朝廷策略得當,用人不拘一格,起用了資歷較淺的高崇文為統帥,是戰爭勝利的人力保證。在如此非常時期,能夠大膽起用新人,這是需要勇氣的,事實證明,唐憲宗還是有識人之慧的,高崇文在整個平叛戰爭中起到了關鍵作用,穩紮穩打,從容指揮,戰術得當,最終促成了勝利的結果。

第三,劉闢志大才疏,缺乏軍事指揮才能。反觀劉闢此人,是典型的狂狷之輩,逞口舌之能尚可,真正刀兵相見,真是缺乏統籌全局的能力,最終顧此失彼,被唐軍鑽了空子,失掉了戰爭的支配權。

第四,自唐朝建立以來,西南地區向來穩定,缺乏反叛的群眾基礎。自唐建國以來,不穩定的區域一般在西北和河北地區,西南地區很少有反叛動作,就連安史之亂時,唐玄宗倉皇逃離長安,也是奔著成都而去,這就說明,朝廷在此地的基礎還是不錯的。劉闢在此地雖然經營數年,可在當地並未形成深厚根基,這也是他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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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皇幸蜀圖

這場勝利,對於朝廷來說,無疑是非常及時的,因為,朝廷的權威已經損失殆盡,這次,對藩鎮的震懾還是比較大的,《資治通鑑》說:“蜀既平,藩鎮惕息,多求入朝”。可見,朝廷的威信終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,意義重大。

對於唐朝來說,元和的到來,讓許多人看到了一絲的曙光,那麼,此次平蜀之役就算得上元和中興的開門鑰匙,堪稱一次“開門紅”,此後,唐憲宗信心倍增,為唐朝的續命邁出了堅實的一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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